余生也晚，上大学已经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了。那时，罗祖基先生已经离休好几年。可是关于先生的传闻，却在不大的校园里广为流传。好像没有多久，我们就都知道了，学校里有一位叫罗祖基的老先生，很有学问，早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经写文章和郭沫若先生商榷问题。郭沫若很重视，还专门致信到山东大学，因为不知道罗是何许人也，以致信封上写的是“罗祖基教授”。

对于这样一位先生，我们自然都景仰得不得了。后来，看见校园的海报栏上贴有他做讲座的海报，便都去听了。记得我听的第一场讲座是“中国侠文化”。先生并没有泛泛谈文化现象，而是直追“侠”的文化根源。他说，侠在金文、甲骨文中就是“夹”，是一个“大”字两边各自一个人，“大”字也就是人字;侠呢，也就是“大人庇护下的小人”，来自先秦时的扈从制。他并且举了考古墓葬里面的实例来佐证。犀利深刻，见解独特，真是耳目一新。

那一次讲座，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。他带着一顶帽子，穿一件大衣，还有一条白的围领。没有讲稿，一支粉笔而已。先秦典籍中的句子脱口而出。他的课很有激情，手势总是不断。没多久，他就脱了大衣，后来又去了围领，再后来又去了一件线衣。他似乎也很喜欢喝茶，不一小会，就会忽然停止，端起杯子，先使杯盖拨荡一番茶叶，然后再去喝。

再后来，但凡发现有先生的讲座，我都会去听。同寝室的C君和Z君也都会去。我总忘不了的是，学校里的讲座有许多，可是只有先生的讲座最吸引人。别人的讲座，听众总是聊聊可数，甚至一些讲座还得组织学生去才行。可是先生的讲座呢，每次坐得满满的不说，就连后面也会站上许多人。

可惜的是，到2000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再享受先生的讲座了。那是当年的12月14日，历史系99级的学生请先生作讲座《文化认同与文化求和》。这个讲座因为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，到晚上我们去教室的时候，才发现门被锁了。于是赶紧打听新的地点。讲座后来转移到了理化楼二楼，再接着转移到一楼，这才安定下来。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，并且依然站了许多人。那一晚的讲座，惊动了许多人，学校的领导都知道了，并且请来了安庆市国安局的人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还进去“听课”了。真是胆战心惊啊。

那以后，先生再不能作讲座。有一次，我在路上碰见他，他说，“他们想封杀我的口，不准我再说话”。我心里黯然得很。“我老了，我都快70了。我还在乎什么，然而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不能再这样下去啊!”他很心痛地对我说。

很长很长时间里，不能再聆听到他的讲座，很遗憾。一直也都寻找机会去向他请教问题。这机会一直到我留在安庆工作以后。在W君的引见下，我和S君终于上门了。很快的，我们就熟悉起来，成了他家的常客。

于是，关于先生的许多事，渐渐地也都知晓了。此前的传闻，有确实的，也有不是的。他的一生坎坷难安，机遇许多，可是都因为他那不屈的性格而失过。

先生1953年考入山东大学。童书业、赵俪生、王仲荦诸先生都是他的老师。大一时候，童书业教授他们特别复杂的古代东方史。在一次讨论课上，老师和学生间互相辩论。当时许多同学只能重复老师的东西，先生则不同，驳斥了童书业先生。童先生就问，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。他说，我叫罗祖基。童先生说，那你下午到我办公室来，我要找你谈话。后来，先生到了童先生办公室后，童先生不但没有批评罗先生，并且给他倒了杯茶，叫他坐，说，罗祖基，你讲得很好，打中了我的要害，教学相长嘛，学生也能帮助老师，完善他的讲课，所以我准备按照你提出的问题修改我的讲义。接着，童先生请他每个星期到他家去，做更深的学习。从此，他和童书业先生结成了不一般的师生关系。1954年，童先生给大四的学生补上古代东方史。有一次，童先生病了，不能上，助教也上不了。系里征求童先生的意见。童先生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能上，那就是罗祖基。结果，罗祖基先生，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就这样给四年级学生上课，替童先生代了一个月的课。以至一直到现在，山东大学历史系和罗祖基前后的大学生，哪怕比他大的，都称他为大师兄。

先生的学术活动起步很早。大一的下半年，他参加了一个有众多教授参加的古史分期讨论会。当时会上有一二十个发言。后来选了八个人的发言作为代表在《文史哲》上发表了出来，七个教授，另外一个就是罗先生。大四的时候，先生的论点又作为代表性观点，在《文史哲》再次发表。1955年，大学二年级的暑假，先生在《光明日报·史学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成文的文章。这篇三四千字的文章，增加了先生在学术活动上的信心。

传闻说，罗先生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曾经写文章和郭沫若商榷。这是确实的。大二那年，先生和同学章振华合作，写了一篇2万4千多字的《评<</SPAN>奴隶制时代>》，直接批驳了郭沫若的观点。后来郭沫若写信给他们，并且有单独的一封信给先生，因为不知道罗先生还只是个学生，所以就称呼了“罗祖基教授”。可惜的是，这封信在文革中已经丢了。但是，郭沫若给他和另一合作者的信的影印件，却至今还在的。也因为这篇文章，郭沫若认识了罗先生。1956年的春节前夕，正在读大三的先生突然接到一封吴大琨先生来的电报，要他到北京去一趟，说北京一位要人要见他。先生到北京后，很快就被吴大琨带到郭老家。郭沫若和他谈了一个下午，晚饭在他家吃的，住在他家，第二天才走。他们争论了古史分期，结果谁也没有说服对方。临走的时候，郭沫若说，你如果愿意考研究生的话，我今年收副博士研究生，你可以报考。郭的好意是显然的。可是先生拒绝了他的美意。因为当时山东大学是魏晋封建论的基地，王仲荦、童书业、赵俪生等人都是魏晋封建论。先生不愿背叛师门。

也就是这前后，先生另一篇针对郭沫若观点进行批驳的文章在1956年1月的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了。这就是名动一时的《“商鞅变法”促进奴隶使用制度发展说》。1957年秋季，先生又在《学术月刊》上发了一篇《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崩溃与封建制确立吗》，一万二千多字;同时在《史学月刊》上发表论文《东吴政权的性质及其经济基础》。后一篇文章使先生荣登该刊的“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历史科学上的谬论”专栏，与雷海宗等5位学者被指名道姓批判。

一个大学生，能够有着这么好的学术基础，如果能够顺利发展下去，那以后该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啊。可惜的是，坎坷很快就来了。1957年，先生在整风运动中被划为“极右”，在分配工作时，被“留校”作为反面教材。因祸得福，他被爱才的系主任黄元眉看重，让他到资料室当资料员，辅助他开展明史研究。然而，这个好日子很快结束。没几个月，先生就被送去劳改。

1962年2月，先生劳改结束。他回到湖北老家，一呆就是17年!1978年，武汉大学吴于廑校长请他去武大任教，可是他所在的阳新县不放，并且把他调到了县一中。他那篇发表在《学术月刊》上著名的《论与战国封建说的分歧》就写于武汉大学的资料室花了20天写出来的。这时武汉师院也请他去，也由于一些原因而未果。但他也觉得自己不是教高中的料，因为中学太强调升学率。于是他改做了律师。他能言善辩，言辞犀利，总是打中要害，成了当地有名“活包公”。

1983年，是先生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的所长刘蔚华邀请他去曲师。先生慨然应允。刘蔚华对先生很关照，帮助先生解决了住房、家属工作等问题。可是，很快，两人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而产生了矛盾。刘认为孔子是中国最坏的坏人，是奴隶制的代表者，周礼是奴隶制。他认为，孔子是奴隶主思想家，而孟子是新兴的地主思想家，孔孟的基本主张是矛盾的，是对立的。而罗先生则认为，孔孟在宗法性上是一致的，所谓宗法性，就是当时宗法君主制--天下为家，本质上就是“亲亲”;仁首先表现为“亲亲”，再到爱民的，是通过推理而来的，是和孔子的观点一致的。这时，刘蔚华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《中庸反辩证法的思维特点》。先生不同意这个观点，于是写文章进行商榷。一篇是《孔子的相对忠君观》，很快在青海师大学报发表。另一篇《在孔子研究方法论上与刘蔚华的分歧》，却很难发表。1985年5月，北京召开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，张岱年邀请先生参加。先生冲破了重重阻挠，带着文章去了北京。张岱年、冯友兰、杜任之三人联名签名，把先生的文章推荐给《哲学研究》。在这个情况下，《在孔子研究方法论上与刘蔚华的分歧》在《哲学研究》发表了。

这本来只是学术上的事情。可是双方似乎都投入了太多的意气。先生虽然胜利了，可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痛的。先生在曲阜的日子渐渐很难。

没有多久，另一件事情彻底使罗先生远别山东。1986年夏天，山东省社科院、山东大学、曲阜师范大学、青岛大学几家单位联合主办中西文化研讨会在青岛召开。会议请先生做了一场学术报告。先生在报告中认为，中庸思维方式就是反左反右，中庸方法是束缚中国人的一根绳子，虽然它有辩证法的意义，但是它的思维特点--反左反右、过犹不及--过即左、右即不及，把它定势了，就成为共产党束缚人的方法。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按照中庸思维模式而来的。他在会上提议，要反对中庸思想方法，要告别四项基本原则。他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了中国人思想解放的障碍，四项原则也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。1987年1月份的《文史知识》重点推介了这个讲稿。

没多久，举国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。先生因为这篇文章而受到特别关注。华东地区召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，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特别点了他的名。先生从而成为山东省唯一的自由化分子。正教授评不上了，就连副教授也给他取消了。当年山东省报了120个正副教授，就先生一个人没被批准。后来在庞朴先生的帮助下，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苗枫林直接关注了这个事情，给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写了信，才得以评上副教授。

无论如何，山东是不能呆了。庞朴先生介绍他去青岛大学，河南大学历史系也请他去，同学孙达人请他到西安去，也有人介绍他去河北大学，结果他都没有去。南京大学非常出名的校长某老，也请先生去。先生很高兴。可是这老提出的要求竟是，要先生每年为他写一篇文章。先生断然拒绝!

几经周折、几多考虑之后，先生选择了安庆师范学院。1988年下半年，正式开始上课。到1989年，学潮发生了，课很快就无法上了。先生应校方和政府的请求，出面做了不少工作。可是，终了，为了保护更多的人，他勇力一人承担了一切，被认作“安庆市学生运动的领袖”，因而身陷囹圄。吃了将近一年的苦。这期间，他还发表了4篇文章，而且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几篇。出来后，课被停了，一直到1993年，经过不懈的争取，才重新走上讲台。然而也没有多久，他就离休了。

离休前，他有一次机会可以申报正教授。当时共有四个人申请，其他三个人加在一起20篇文章，而且多是本校学报，或者一些小报上。而先生一个人就有22篇，都是从副教授职称评上以后的，其中国家一级3篇，国家二级7篇，省级12篇。优势不言而喻。省评审会坚持要评。省教委不敢定，后来省里一位高官出来说，要让罗祖基评正教授的话，除非共产党垮台。于是，罗祖基先生只好以副教授身份离开讲台。这是他一个隐隐的遗憾。

再以后，先生就完全赋闲了。可是他依然秉性不改，不与人同。退休的几年里，他经常帮别人忙，为年轻教师的无故解聘和学校作过斗争，依然和一些领导不合拍，成为他们的“眼中钉”。最近的两年，或许因为年龄大了，他平和了许多。可是他依然关心时势，心忧天下。在不大的校园里，你依然可以看见他踱步沉思的身影，或者正在慷慨激昂地和人辩论。

我常想起陈独秀先生的诗，“幸有艰难能炼骨，依然白发老书生”。这用来说先生，是多么恰当啊，艰难一生，可是如今，虽然白发，却依然是个秉性不改的“老书生”!先生这一辈子，经历是很难说尽的，可是总脱不开良知、不屈这些关键词。而最关键的，我以为，应该是“和而不同”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，是先生一生坚信的学问，也是他一生不变的处事原则。